体坛周报全媒体记者严益唯报道

一个多月前，当亚冠精英联赛第五轮的硝烟散去，中超三强交出2负1平的答卷。但在比分之外，让记者感到巨大差距的，是另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数据。

在阻击中超球队的三支日韩俱乐部阵中，共有18名拥有完整大学教育背景的球员出场。他们不是边缘人，而是首发主力或关键轮换；他们在场上留给人最深印象的，是冷静的判断和极高的决策效率。。

这提醒我们：现代足球的残酷对抗，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冲撞，更是智力的较量。我们青训培养出来征战亚冠的“优等生”，输给对手的这些本土“学霸”，输的未必是脚法，而是对足球的认知。

这种“认知差距”的源头在哪里？为了寻找答案，记者走进了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这所早在2018年就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曾培养了蒯纪闻、马成浩等已崭露头角的职业新星。它像是一个微观的切片，透过校长刘正群和足球教练王悦的视角，让记者看到了中国足球在“人”二字面前，面临的真实困境与希望。

一、训练场革命：把决策权还给孩子

如果在15岁之前，一个孩子只学会了听从教练的指令跑位，那么等他成长为职业球员，到了瞬息万变的亚冠赛场，就不能指望他独立做出最合理的决策。

这也是王悦教练花了十几年才悟出的道理。作为曾接受过足球专业训练的“老兵”，他坦言以前带蒯纪闻、马成浩那批队员时，更多是替他们做决策——因为他小时候的教练就是这样教他的。

改变源于刘正群校长。这位体育老师出身的校长也是个“球痴”，但他对王悦的要求很另类：不在乎暂时的成绩，更在乎孩子在场上的创造力和独立决策能力。

在校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王悦变了。

在近日结束的上海市元旦杯U10年龄组决赛上，面对激烈的争冠局面，王悦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自己在比赛中闭嘴。 他只说了一句“孩子们加油”，然后把所有决策权——无论是传是射，是快是慢——全部交还给场上的孩子。

结果是，球队拿了冠军。

“说句玩笑话，以前指挥反而不进球，不指挥反而进球了。”王悦的这句自嘲，背后是校园足球育人逻辑的深刻转向。他意识到，“会踢球”和“会思考”是两回事。

在王悦的观察中，学习能力和比赛能力是可以高度迁移的。队里的“数学课代表”或“大队长”，往往也是球场上最聪明的球员。他们身体未必最强壮，但懂得用脑子踢球，懂得隐藏弱点、寻找空档。

反观我们过去的青训，往往过早追求力量和成绩，制造了一批身体早熟但大脑空白的“机械球员”。王悦回忆起当年带队参加市运会时，因为坚持不练死力量，球队在身体对抗上吃亏，只拿了第九名。但时间证明了他是对的——当年依靠身体拿冠亚军的队伍，如今鲜有人才产出；而那支“瘦弱”的队伍里，却走出了国少队主力。

二、编制门槛：懂球的难进，能进的未必懂球

然而，像王悦这样当年因带队成绩好被教育局特批录用的，既有足球专业训练背景、又符合教师资格的教练，在当下的校园足球版图中，却面临着“不可复制”的危机。

这也是刘正群校长最头疼的“编制困局”。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育部对学校是有硬性期待的：足球项目的开展情况需要定期检查，育人工程需要优质师资。随着越来越多家长愿意将孩子送到学校踢球，刘校长迫切需要招聘更多既会育人、又有专业技能的足球教师。

但另一面，现实的招聘门槛却像一道铁闸。在上海，非户籍人员想要获得中小学教师编制，学历门槛通常被锁定在“硕士研究生”，或者上海体育大学这类“双一流”全日制大学的本科毕业生。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校园足球最需要的——那些拥有丰富实战经验、能教孩子怎么踢球的退役球员，因为历史原因，很难达到这样高的学历门槛。

而那些能满足学历要求的老师，往往缺乏足球实践经验，不会教球。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制度的顶层设计者其实已经开始行动。2023年，体育总局、中央编办、教育部及人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各地可拿出一定数量的学校教练员岗位面向取得一级及以上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公开招聘”。

但文件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漫长。受限于学校教师编制稀缺等客观原因，即便是持有健将级证书的非户籍退役球员，目前在该校也只能作为外聘人员参与教学。

缺乏稳定的编制，就留不住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不打通有能力的退役运动员进入校园的政策堵点，未来的校园足球，恐怕只能交给只会写教案的“体育老师”。

“对基层学校来说，缺乏专业教练是薄弱环节。如果真想提高国家足球水平，特别是青少年青训质量，这些环节必须打通。” 刘校长的无奈，折射出的是中国足球“体教融合”在执行层面的巨大裂痕。

三、育人底线：校园足球不该被成绩绑架

在采访中，记者向两位受访者提出一个问题：校园足球，最不该承担的是什么？

他们的答案出奇一致：不该承担单纯的成绩压力。

刘正群校长很清醒：作为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必须秉承**“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在他看来，校园足球的目标，绝不应该是为职业联赛输送球员——那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刻意为之的目标。学校要做的，是为更多未来成不了职业球员的孩子，提供一种“基于足球的素质教育”**。

该校一位叫张新成的毕业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五年级才开始踢球，起步晚、底子薄，但因为踢球养成的极度自律，让他学会了加练、学会了反思。如今他凭借优异的成绩和球技进入了重点高中，并在青训比赛中展现出不俗实力。

这就是校园足球的底线逻辑：从5、6岁到14、15岁这个“塑形期”，足球教给孩子的规则意识、团队精神和抗压能力，将成为他们受益终身的财富。

采访后记：

走出上大附校，记者依然想到亚冠精英联赛第五轮那18名来自日韩的“学霸”球员。

我们常感叹中日韩足球的差距。其实，差距不只在那90分钟的草皮上，更在这些校园的围墙里。

如果我们的球员在18-22岁没有大学可以读，他们退役后就很难拿到高学历；

如果拿不到高学历，他们就进不了校园当教练；

如果校园里没有好教练，我们的下一代足球孩子的上限就高不了。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好在，在刘正群校长和王悦教练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打破闭环的尝试：用可行的方法，尽可能召集优秀的人才来加入校园足球，学校给足资源，以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打磨校园足球，先育人，再踢球。

补上“教育”这一课，不仅是为职业联赛输送“学霸球员”，更是为我们的校园足球，输送未来的“学霸教练”。